韩子曰：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。
韩子曰：“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、大夫，辅翼其世主，功名俱著于《春秋》，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，闾巷人也，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，义不苟合当世，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，终身空室蓬户，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，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且缓急，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：昔者虞舜窘于井廪，伊尹负于鼎俎，傅说匿于傅险，吕尚困于棘津，夷吾桎梏，百里饭牛，仲尼畏匡，菜色陈、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，犹然遭此灾，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?其遇害何可胜道哉!鄙人有言曰：“何知仁义，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，饿死首阳山，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；跖跻暴戾，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，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；侯之门，仁义存。”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，久孤于世，岂若卑论侪俗，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!而布衣之徒，设取予然诺，千里诵义，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，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?诚使乡曲之侠，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，效功于当世，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，侠客之义，又曷可少哉!
古布衣之侠，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，皆因王者亲属，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，招天下贤者，显名诸侯，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，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，修行砥名，声施于天下，莫不称贤，是为难耳!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湮灭不见，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，汉兴，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，虽时扞当世之文罔，然其私义，廉洁退让，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，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，设财役贫，豪暴侵凌孤弱，恣欲自快，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，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
现代解析
这句话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对儒家和侠客的批评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：
儒家的问题：
读书人总爱用道德文章来干扰法律。比如法律明明规定偷东西要坐牢，儒家学者却跳出来说"小偷是因为穷才偷，应该原谅"，用道德理由破坏法律的严格执行。这就像公司规定迟到扣钱，有人却用"昨晚加班太晚"为理由要求特殊照顾，导致规章制度形同虚设。
侠客的问题：
武侠小说里那些行侠仗义的好汉，本质上是私自用暴力解决问题。比如看到坏人欺负百姓，不报官而是直接动手杀人，虽然出于好心，但破坏了"只有政府能执法"的根本原则。这就像现代有人私自惩罚小偷，哪怕小偷确实可恶，但随意动用私刑会让社会失去秩序。
韩非子的核心观点：
无论是用笔杆子（儒生）还是用刀剑（侠客）来干预国家法制，都是在破坏社会运行的规则。他主张法律应该像钢铁般坚硬，不容任何人为因素动摇，这样才能维持国家的稳定。这种思想对后来秦朝的严苛法制产生了直接影响。
这句话的精妙之处在于，用短短十个字就揭示了"道德理想主义"和"暴力正义"这两种看似高尚的行为，本质上都会破坏社会秩序的矛盾性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能在"情与法"、"私刑与法治"的争论中看到这个命题的影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