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从“无用”到“大用”——读程滨《复活讨论课（戊寅）》有感》

当同窗邱宜钢掷地有声地说出“有补人心文字不虚设，然则百无一用是小说”时，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。同学们或嗤笑其偏激，或愤然欲辩，唯有程滨先生独坐含笑。初读此诗，我亦如诗中“诸生”般困惑——为何要对如此决绝的论断报以微笑？反复咀嚼后渐悟：这抹微笑不是嘲讽，而是智者对同道中人的会心之礼，更是对文学价值的深邃叩问。

邱生之语看似否定小说，实则道出了文学创作的崇高准则——“有补人心”。这四字重若千钧，恰如曹丕所言“文章者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又如白居易提倡的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文学若不能触动人心、反映时代、承载思想，便真可能沦为无用之物的危险。鲁迅弃医从文，正是因为他坚信文艺能疗愈国民精神；《狂人日记》中“救救孩子”的呐喊，不正是“补人心”的极致体现吗？从这个角度看，邱生之论非但不该被讥诮，反而值得每一个文学创作者深思。

然而“百无一用是小说”的断语，却揭示了功利主义对文学艺术的苛责。这种观点将“有用”狭隘地定义为即时性的、物质化的效用，恰如古人嘲讽宋诗“议论太多”而忽略其思想价值。但文学的“大用”，正在于其“无用之用”。庄子谓“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”，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歌赋、衣食住行，在当时看来何尝不是“无用”的闲笔？但正因这些“无用”的描写，才构筑起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，让后世得以窥见一个时代的灵魂。文学的价值，往往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显现，它的“用处”是润物无声的滋养，而非立竿见影的工具。

程滨先生的“含笑”最耐人寻味。这微笑是对邱生“与我一般云”的认同，更是对文学命运的通达感悟。它让我想到钱钟书先生所说的：“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。”真正的文学创作者往往要面对“无用”的质疑，却依然坚守着“补人心”的初心。李白纵酒高歌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但在他所处的时代，其诗才何尝被真正“用”过？杜甫悲悯吟唱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，当时又能解决几人温饱？但千载之下，这些文字依然温暖着无数心灵，这就是文学的“大用”。

作为新时代的青年，我们应如何理解文学的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？我认为，既要摒弃急功近利的评判标准，也要避免孤芳自赏的创作态度。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如春雨般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的品格、丰富人的内心、推动社会的进步。《觉醒年代》中陈独秀、胡适之的白话文革命，看似只是文字形式的改变，实则唤醒了整个民族的思想；《三体》中对宇宙与文明的思考，看似遥不可及，却拓展了人类思维的边界。这些作品的“大用”，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功利计算。

程滨先生这首诗的标题“复活”二字尤具深意。文学的“复活”，在于它能够穿越时空，让不同的灵魂在文字中相遇、相知、相契。当我们在千年后依然为“关关雎鸠”心动，为“明月几时有”感怀，为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振奋时，文学就已经完成了它最伟大的使命——让人类的精神生生不息。

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文学的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。程滨先生的含笑，是对这个真理的坦然接纳，也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智慧。当我们不再纠结于立竿见影的“用处”，而是专注于创作能够打动人心、启迪思想的文字时，文学就会在“无用”的表象下，实现它最根本的“大用”。

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，不仅连接了程滨与邱宜钢，也连接了我们与文学永恒的价值。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，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微笑——一份对文学力量的安静自信，一份对“无用之用”的深刻理解，一份能够穿越浮躁、直抵人心的从容力量。

--- 教师评语：

本文准确把握了原诗的核心矛盾，从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的辩证关系切入，展现了较强的思辨能力。文章结构严谨，层层递进：先解析诗句情境，再阐发“补人心”的文学观，接着探讨“无用之用”的深层价值，最后落脚于新时代青年的思考，逻辑脉络清晰。

值得肯定的是，作者能够灵活调用文学知识储备，从曹丕、庄子到鲁迅、钱钟书，引证丰富且恰当，体现了较好的文学素养。特别是对“微笑”这一细节的反复解读，成为贯穿全文的线索，使论述既有理论深度又具情感温度。

若说可提升之处，可在结尾部分更紧密结合中学生的阅读体验，如联系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，会使论述更具象化。但总体而言，这是一篇有见解、有文采的佳作，展现了作者对文学价值的深刻思考。